并且，根据裕友赔偿案[最(1996)行终字第1号]终审裁定，下级行政主体在具有告知上级批准结果的情况下，尽管办理了上报手续，但因未告知没有获得上级批准，致使被误认为行政程序终结的，仍属于行政不作为。

[35]最后是列举式，认为第11条和第12条分别是肯定列举和否定列举，第2条仅是一种政策性宣示。国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使从以政府为唯一治理主体的治理模式，转向以政府、市场、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为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治理模式，[15]政府传统的行政管理将变为政府、社会和行政相对人共同参与的公共行政。

对于这一规定，既有主张予以废除的，也有坚持修补的。[30]应松年：完善行政诉讼制度——行政诉讼法修改核心问题探讨，载《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56]但显然这两个建议均须得到一定层级的行政机关的配合，在行政机关主观拒绝履行判决的情况下，这种配合效果也会受到质疑。[35]参见刘善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理论与实践探究，载《政法论坛》1995年第3期。[5]李广宇、王振宇、梁凤云：行政诉讼法修改应当关注十大问题，载《法律适用》2013年第3期。

后者已经在公布的《修正案》中得以体现，对于前者，《修正案》则未能予以回应。[44]这一法制保证如何设计，《决定》给出了明确的进路：一是实行法院（省以下）人财物统一管理。但是他们同时指出，从82宪法修改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都成为了有权监督宪法实施的主体。

由此可知，对宪法第67条第1项的正确理解应当是，其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种意义上的宪法解释的独占权，但并未禁绝司法过程中的第二种意义上的宪法解释。这实际上就是强调了作为冲突规则的合宪性解释和作为纯粹解释方法的合宪性解释之间的区别，而该作者虽承认在术语使用上已然有所混淆，但还是应当坚持两者之间的差别。法院需要做的，是公平公开地解决这些个案，而不是在抽象层面整体性地、脱离个案背景地解说宪法条文的含义。他们认为法的理解是特定主体对某术语或规范之所指的领会，它是主观的、有多种可能性的，它不曾、无须、也不必载诸正式成文的权威决定，以此区别于作为正式、客观和权威的成文决定的法的解释。

[3]就美国式的违宪审查模式而言，由于任何具有联邦法上管辖权的法院都有义务适用宪法，也有权作出特定法律违宪的裁决结果，因此合宪性解释对于各级法院的可用性是一致的。[22]这区别于在数种解释方案中选择合宪之方案的冲突规则。

参见本文第四部分第（二）3. 节的论述，或参见前引18，黄卉文。关于基于宪法的解释和合宪性解释的术语分歧，参见前引6. [23] 张志铭：《法律解释原理（上）》，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从理论上讲，一部实质上违宪的（狭义的）法律，司法机关既不能不予适用，也无法寻正常途径提出合宪性审查的请求。但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否承认全国人大的宪法监督权附带了解释宪法的权力，法院始终被认为没有解释宪法的权力。

但中国的情况是：一方面，宪法第5条第3款明白无误地确认了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最高地位。其他更为低位阶的法规范则交由国务院等主体审查。[25] 谢立斌副教授曾以德国一桩行政法院判例来说明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条款如何被解读进民法上的公序良俗条款。[30]  如前文所述，根据立法法的规定，我国的审判机关至多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合宪性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审查，并且拥有提请权的也仅有最高法院而已。

而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而言，他们认为监督权与解释权实现了合一，并且指出这有利于保证宪法解释的权威性。就欧陆式的专门机构审查模式而言，合宪性解释既可以为有权审查机关——如德国的联邦宪法法院——所采行，从而得出被审查之法律符合宪法的结论，也可以为一般法院在确认拟适用之法律是否存有违宪之疑虑的过程中采用，得出该法律符合宪法的结论，从而避免向有权机关提出法律解释之请求。

对于本文的写作目的而言，笔者将不考虑这一术语上的区分，仍将在广义上使用合宪性解释这个概念，即包含单纯解释规则和冲突规则两个面向。黄卉副教授随后采用体系解释，试图论证宪法第67条第1项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解释权的本意并非是对宪法第5条第4款规定的普遍宪法解释权作例外规定，从而论证第126条并未禁止宪法进入审判过程。

[23]同样的道理，对宪法条文的理解也必须附随一个外在展示的动作。这与本文的观点是一致的。考虑到全国人大所拥有的若干合宪性审查的权力，可以推知，他们将宪法解释权理解为某种必须由实定法予以整体性地、明示地授权的独立种类的权力。另外，郑磊副教授在把合宪性解释区分为专门机关所进行的合宪性限定解释与一般法院所进行的合宪性法律解释的前提下，仍认为合宪性法律解释仅仅对法律进行了解释，而不属于对宪法的解释，前引4，郑磊文。[1] 参见【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48页。由于笔者将提出合宪性解释同时包含法律解释与宪法解释，这与目前大多数学者仅仅将其理解为法律解释的定义有差异。

这种权力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所独占。1. 审判机关内部设置方面的制约 我国的各级审判机关均依照部门法的界限来设置审判庭，并以此标准来划分各自职能，却没有一个明确负责宪法案件的审判庭，因此宪法处于无处安身的状态。

其次，合宪性解释体现了宪法规范在法律解释中的影响力，这与有关宪法的最高效力的观念以及宪法第5条第3款、第4款（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宪法）是符合的。法院所作的仅仅是指出了有关法律可能违宪这一事实。

以上仅是就笔者目力之所及作一点举例说明。本文认为，合宪性解释在八二宪法体制内的前途是完全可期待的。

第二种宪法解释，是包含在法院所进行的合宪性解释之中的法律方法或司法技艺，其在功能上辅助了法律解释和个案判决的作出，但并不会导致对法律的合宪性作出整体上的、一般性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其中，理解是解释者对法律文本意思的内心把握，说明是对理解的外在展示。但是，合宪性解释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必然包含了对宪法的解释，我们不能掩耳盗铃地否认宪法解释曾经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出现过。[13]也就是说，全国人大的合宪性审查权主要是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而运用，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则负责保证稍低位阶的规范性文件符合宪法，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在宪法监督权上实现了一定的分工。

参见《宪法学》编写组：《宪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但是，此处论述的是宪法监督体制，因此只讨论宪法规范与全国人大的监督权的关系。

[41]参见 前引7. [42] 此处的法律实施相对于立法而言，是指立法完成之后的法律实践环节。由于这种制度化的解套方式的暂时缺位，我国法院只能转而无视宪法的存在。

[11] 质言之，现行宪法体制同时确立了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合宪性审查的有权主体：第一，如上文所述，全国人大的合宪性审查权具体表现在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所批准的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是否违反宪法以及有权改变或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这里隐含了依据宪法来判定是否适当的意思。我们知道，宪法规范往往具有抽象性，而这种抽象性至少不逊于部门法中的原则条款或不确定法律概念，更遑论规则条款。

当合宪性解释的尝试无法最终导出法律合宪的判断结果时，法院就把这一难题提交给有权就法律作一般性地合宪性认定的机关，这既化解了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冲突，也尽可能保留了法院履行司法职能的完整性，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宪法作为最高法的地位。而学者在强调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解释权的专属占有时，其特定语境所反映的本意主要是针对除开宪法专门监督机关以外的其他机关而言——包括法院，而并非着意于强调全国人大无此权力。也就是说，法律解释既归属于法律实施环节，又仅能表现为抽象解释，那么实质上就是说，法律解释是一种介于立法和法律的个案适用之间的活动。一般来讲，法律适用中的法律解释首先依据传统解释方法而作成，因此依据宪法规范而解释法律增加了获知法律解释方案的手段，同时也向解释者赋予了额外的考量宪法规范之含义的负担。

全国人大常委会所拥有的宪法解释权有特定的表现形式，但这并不妨碍、也无法取消司法过程中固有的解释宪法的必要性，而承认这一点也无损于合宪性解释在中国的前途《人民警察法》第2章计有13条内容涉及警察武力使用，但这些极为简明的法条只能说是为警察使用武力规定了组织法上的任务和权限，而不适合直接作为警察武力行使的具体职权依据。

通过将警察武力行使的各种情形进行类型化或模式化，控制警察武力的使用和提高警察武力的实效性。但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抽象的概括授权规定也可能会导致警察任意解释法律而侵害公民权利的现象，不利于防止警察滥用职权。

在概括授权条款确定之后，大陆《警察职权行使法》应借鉴台湾地区的警察辅助原则，通过职权行使的限制性规定，较为准确地把握警察武力使用的范围和时机，也为公安机关动辄被牵涉到职权之外的事件提供一种法律上的防护装置。在研读本课题的相关文献时，笔者发现大陆的学者们主要侧重研究微观意义上法律规范的完善，而笔者试图以较为宏观的视角，对不过度涉及主观判断的领域如警察武力使用法律规范体系、作用法上的概括授权条款、通过立法体例所体现出的比例原则和警用武力器械的立法规制等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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