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可以说，民国时期的立宪政治基本上是沿着这样一条未知的民主共和之路艰难地前行着。

他们聚集在一起甘愿成为利维坦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想当然地认为将自己完全融入这个庞然大物是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并认定这个庞然大物会给自己带来好处——当然这个好处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空洞的许诺或是一种虚无的自豪罢了。43 二是使中国成为维护国际和平的重要力量。

52 1982年《宪法》重新将富强写入宪法序言。像美国兼并德克萨斯、拿破仑发动的对欧洲的战争、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发动的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战争等都是借助民族主义发动的，它弥补了自由主义过度分散的不足，提高了社会的组织度和动员能力，能瞬间聚集起极大的能量。个人之权利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25日）。在新中国成立后，将统一列为国家的根本任务和目标，实际上是确立了收回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在中国非法侵占的租借地、殖民地和领土的政治任务。在建国后的第一部宪法文件1949年《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行文和注释中均简称《共同纲领》）将富强写入总纲第1条之后，除受左倾思想影响严重的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行文和注释中均简称《宪法》）外，1954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都将富强或类似表述写入宪法前言。

国家社会一体化在政治稳定、政治参与、政治权威化、政治世俗化、政治社会化方面都发挥着正负功能。44 《共同纲领》第1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现在有很多知识分子都怀疑，这是有人故意在给执政党挖坑，给改革者制造不必要的思想混乱与麻烦，制造对立面，目的可能是借着炒热宪政争议，转移矛盾、转移视线、分散精力，让主政的改革者陷于意识形态紧张局面，从而削弱体制内外知识分子对新改革的理解和支持，抵消打虎灭蝇、整顿党风政风的威力，使改革者无力与既得利益群体及其腐败分子打赢持久战，无法有效地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改革。

  不能抽象地全盘否定宪政 从客观的宪政史来看，宪政以限政为内核，经历了古典宪政主义、现代宪政主义、当代宪政主义三个发展阶段，宪政绝不等于西方宪政，绝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正如同民主绝不等于西方民主，民主也绝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一样。确立法治国家目标，就必须适应由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历史要求，用法治方式、法治思维来治国理政，走向人民民主宪政。在常规状态的立宪政治下，能够运用社会主义共和国专政权力的主体不是某一个政党组织，而只能是拥有国家主权的人民，集中行使这一权力的唯一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只能以立宪立法和监督宪法及法律实施的法治方式加以落实。与专政不同，宪政是一个法律性的概念，其核心是限政，规限权力的具体制度安排及其实现形式一般都由宪法和法律明文规定，而宪法和法律均应来源于人民主权，由人民或者民选代表根据民主程序予以制定和通过。

根据我的观察，当前绝大多数人都认同宪政和市场经济一样不姓资不姓社的提法（尽管在争论语境和政治压力下，很多人并未公开表达真实想法，但他们对宪政的基本认知正面而坚定，很难改变，这一点从愿意跟风敢署真名反宪政者的屈指可数这一冷场现象即可洞悉明察），认为宪政建设完全可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并认为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移植照搬他国制度模式，而只能立足本国国情、借鉴他国经验，开创适宜于现阶段条件、满足本国人民要求、适应现有制度完善的需要、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宪政建设新路，——这基本上就是当下的主流民意。为了破解这一历史周期律，把阶级统治之政治从压迫与反抗的历史循环中解救出来，古典宪政主义经由现代宪政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入了当代宪政主义新时期。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普遍自由主义是对个人自由主义的超越，以实现普遍自由与个人自由的辩证统一，而不是简单否定。这本来完全是可以避免的错误，也是不必付出的代价。宪政绝不等同于西方宪政或资本主义宪政。有人把宪政仅仅理解成为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的现代宪政主义，其实质是无视和否定存在古典宪政主义与当代宪政主义，否定宪政概念具体内涵的历史发展性与演变性，片面地、狭隘地、静止地去把自由主义宪政神圣化，从而维护自由主义宪政话语霸权。

甄鹏的这种立论逻辑，令人诧异。马克思又指出：立宪共和国的外表即共和制的国家形式[18]，如果说有什么是无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19]。到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民主社会主义改良之后孕育出了庞大的中产阶级，而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与改革开放，并没有能够形成普遍的无产阶级化，而是出现了阶层分化与社会利益结构复杂化的趋势，所以，中国用人民民主专政替代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8]《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修订版，第547页。

宪政是国家权力运行规律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进步力量尤其是广大民众寻求制度正义的必然要求这一核心观点，并指出：限权是绝对权力逻辑发展的辩证结果，也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产物[15]。第三种，是作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的一个革命性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当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之后，过渡时期的专政就自然宣告结束，开始进入立宪规制的常规状态。

总之，宪政民主是大势所趋，我们只能选择宪政民主的不同实现形式，一种是共产党党权接受宪制规制并长期执政为民的人民民主宪政，也即社会主义宪政，另一种则是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的自由主义宪政。全盘否定宪政，无疑会给人们以选择专制政体的联想。

笔者认为，在抽象的价值理念的一般意义上，宪政是指权力受到普遍认同的根本法则的规限的政治。我相信，宪政姓资姓社的争论，和实践标准的争论、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争论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关头所迎来的一次思想解放。普世价值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和平演变工具，而理应是人类共同文明与社会发展共识的结晶，从深层次上看更是基于以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为使命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科学性）的价值追求（人文性），而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普世价值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具体体现。只要在某种社会制度下掌权者的公权力获得了有效的规制而达致天下大治，能基本做到权以民为本、权为民所用，即在宪政规制下从总体的社会政治层面审视没有出现权力专横、权力失控、权力合法性流失等政权危机，那么我们就可以忽略掌权者是世袭还是民选产生生产资料是哪个阶级占有等之类的无关限权硬核的问题，认为在这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存在着一定形式的宪政的体制机制。现代宪政主义时期的宪政，已经是与民主、共和、人权、自由、法治等水乳交融在一起，其理想国即以法治保障人权与自由的立宪民主共和国，但这一先天缺失公平正义、维护资本特权的宪政理想国在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长期陷于财阀垄断、贫富分化、阶级对立、殖民扩张、工农权利被限制甚至被剥夺等资本力量本能冲动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其宪政民主共和制度也自然被认为是虚伪的、不真实的、不完善的，直到二战后在民主社会主义改良运动的推动下，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才普遍实行了更为平等的公民自由权利保障制度（如废除了种族歧视制度）、更为民主的普选制度（工人、妇女、黑人等社会底层公民获得了形式平等的选举权利）与更为公正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从而被社会主义力量和平演变为社会资本主义制度。[24]马克思也曾指出：每一次新的人民革命总是使国家机器管理权从统治阶, 级的一个集团手中转到另一个集团手中，在每次这样的革命之后，国家政权的压迫性质就更充分地表现出来，并且更无情地被运用，因为大革命所许下的、在形式上已作出保证的那些诺言只有使用暴力才能打破。

而民主的色彩是红色，法治的色彩是蓝色，人权的色彩是绿色。马克思终极的社会理想是什么？是消灭国家，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

这种专政要到作为暴力机器的国家消亡之后才能消亡。对宪政的呼吁尽管导致了大争论，但并没有人否认法治的重要性。

第二个阶段是现代宪政主义，在法治之外，开始吸纳了人权、自由、民主、分权制衡等因素，而作为消极权利的人权保障是其逻辑起点。[7]高放等著：《清末立宪史》，华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可见，常态的立宪共和国是以宪政保障和规制下的公共治理服务职能作为自己的主要国家职能的。从这一概念出发，秋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古代与现代的历史表明，儒家代表着一种宪政主义的理想，儒家在历史上也至少构造了三种宪政主义程度不等的制度，即封建制、共治体制和现代宪政政体。更不能主观认定车就是特指汽车甚至是美国的福特牌汽车。没有因为有人认为以人为本是抽象地谈人本而抽离了人的阶级性就瞻前顾后，而是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写进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4页。可见，宪政与民主不同，民主涉及到权力来源的人民主权问题，而宪政只与限权控权本身有关。

[25]历史上所谓的人民暴政，不过是野心家欺骗人民、蛊惑人民、利用人民攫取, 国家权力而制造的暴政，所以，根本之策还是在于赋予人民以公共理性，实现人民的觉醒，使人民收回国家权力、规限国家权力、保障人民权利，直至最终使作为暴力机器的国家消亡。宪政和市场经济一样不姓资不姓社，完全可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人民主权的宪政国家也要为维护人民的统治也即国家安全而采取强制性的非常措施，但这种统治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到法律的授权与限制以及最高立法机关的监督与审查。[23]斯大林：《论反对派》，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64页。

毋庸置疑，宪政的核心要素即限政。[24]卢梭：《社会契约》，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9页。宪政概念以限政为核心，经历了古典宪政主义、现代宪政主义和当代宪政主义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不断地与共和、民主、法治、人权、自由等相结合，开始成为政权合法性与国家现代性的集中体现。在恩格斯看来，要想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请看巴黎公社[20]，而怀着社会共和国理想反对官僚体制并由人民收回国家权力、促使国家趋于消亡的巴黎公社的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21]。

这时候，对于轮轴旋转的动力是什么对车手的主体资格有什么限定要求等具体问题是不必回答的。顾銮斋在《西方宪政史》中认为：宪政是一个关于人民、宪法与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的概念[11]，经过了中古模式近代体制与现代结构三个发展阶段。

普遍自由主义则从具体的社会化的个人存在也即现实的个人出发，主张超越消极自由而培育积极自由，鼓励公民通过积极参与公共政治生活去实现普遍自由和普遍觉醒，也即推动每个人的自由解放，致力于促进公意共同善共同体价值和公共利益，追求普遍自由最大化也即全人类的自由解放。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不断去斯大林化，始终从中国的改革实际出发，与时俱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普世文明，开创既具有中国特色、也具有世界意义的新型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在韩大元主编的《中国宪法学说史研究》一书中，褚宸舸考证指出，汉语中现代意义上的宪政最初始于日语翻译英文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时所借用，意指立宪政体[3]。宪政要素以限政为核心，不断地丰富、补充、扩展、完善，不断地与民主、共和、人权、自由、法治等相结合，开始成为政权合法性与国家现代性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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