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何思敬认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就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缩影，如果剥夺了政府的立法权，就是剥夺了大会的行政权。

[16]参见注[1]，梁泽宇文，第18页。二审法院认为，人脸识别信息呈现出敏感度高、采集方式多样、隐蔽和灵活的特性，不当使用将给公民的人身、财产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只有经同意才能收集和使用，且须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

通过理性调整个人信息处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比例原则可以有效指引并规范个人信息处理。禁止个人信息处理目的宽泛、抽象。《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提出，建立适当的数据安全能力，落实必要的技术和管理措施。（一）弥补日益流于形式的告知同意机制的缺陷 作为约束个人信息处理者的程序性原则，告知同意原则要求将个人信息处理的目的、范围、方式等事项明确告知个人，并获得其同意。[53]参见章剑生：作为介入和扩展私法自治领域的行政法，《当代法学》2021年第3期，第47页。

{5} Gillian Black and Leslie Stevens,Enhancing Data Protection and Data Processing in the Public Sector: The Critical Role of Proportionality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Journal of Law, Technology and Society, Vol.10, No.1 (2013). 作者简介：刘权，法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法学家》2021年第5期 进入专题： 个人信息处理 个人信息保护 。本文所称的个人信息处理，是指对个人信息的任何操作，涉及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各个环节。有学者便指出，系争行政行为违法且侵害原告权利之主张相当于诉讼请求，对该主张须以行政行为规范之生活事实来确定其范围，[26]亦即权利主张说与二分肢说在实质效果上等同。

二是对《行诉法解释》设置的行政重复起诉标准进行解读，揭示其潜在的（亦即规范层面的）对于行政诉讼标的之立场，并基于该规范立场考察当前标准产生的实际效果。[33] 参见赵钢、占善刚、刘学在：《民事诉讼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页。至于法国的类别违法性说，实为一般违法性说与个别违法性说的杂糅。对于这种规范与实践相背离的现状，亟待在正确识别行政重复起诉之基础上加以扭转。

[40] 参见陈玮佑：《诉讼标的概念与重复起诉禁止原则——从德国法对诉讼标的概念的反省谈起》，《政大法学评论》第127期（2012年），第14-15页。[17] 参见[德]汉斯-约阿希姆·穆泽拉克：《德国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周翠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7-79页。

新实体法说对前者作了补充，强调当数个实体请求权皆因同一事实而生并以同一给付为目的时，这种情形属于请求权基础竞合，应被视为一个诉讼标的。摘要:  重复起诉不仅浪费司法资源、增加被告讼累，也可能增加法院的矛盾裁判。即便两诉请求在表面上不一致，但由于法院在前诉中实施全面评价时已囊括对后诉请求的考量，因此，前、后两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一致。具有诉讼实施权的主体被称为适格当事人，既包含实体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人、义务人，也包含诉讼担当人。

禁止重复起诉是既判力消极作用之体现，而争点效则是既判力积极作用的补充，即把禁止矛盾判断的事项由判决主文扩展至判决理由。后者则允许原告在败诉后以其他违法事由再诉。一旦构成重复起诉，则意味着，后诉缺乏权利保护之必要，行政诉权将不能成立。其次，当事人的承继人是指，脱离诉讼系属后，因当事人死亡或诉讼标的物转移而引起的主体间承继。

[33]若基于第一种理解，则行政诉讼第三人均不满足条件，否则，便会打破我国行政诉讼民告官的单向模式。[11] 参见吴庚：《行政争讼法论》，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209页。

为了保障法院对行政重复起诉的正确判断，应从准确辨析行政重复起诉与相关概念、细化解读行政重复起诉之要件、矫正实践中行政重复起诉之错误认定等方面作出努力。尤其是关于诉讼标的之确定，至今存在多种学说，而基于学说立场的不同，得出的判断重复起诉的结论往往大相径庭。

[19] 参见刘宗德、彭凤至：《行政诉讼制度》，载翁岳生编：《行政法》（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0、1414页。既有研究在谈及该问题时，往往将重复起诉界定为滥诉或滥用诉权，由此带来以下困惑：滥用诉权在逻辑上须以诉权成立为前提，而重复起诉却导致诉权不能成立，又何来滥用诉权之说？事实上，此困惑源于对滥诉滥用诉权概念使用的不严谨。按照争点效理论，前诉中的特定事项被双方当事人作为主要争点且由法院作出判断结论后，当该争点作为先决问题又出现于后诉请求之审理中时，后诉法院不得作出与前诉相矛盾的判断结论。在本土化的行政行为违法性说之下，诉讼标的体现为系争行政行为的个别违法性，而撤销诉讼、给付诉讼与确认诉讼的诉讼请求均蕴含确认系争行为违法之内容，因此，判决主文对诉讼标的之判断便已涉及对诉讼请求的处理。同时，对于系争行政行为是无效抑或可撤销，在起诉时难以明辨。[55] 原因在于，在撤诉后，诉讼系属即告终结且确定判决尚未作出，作为禁止重复起诉之理论基础的诉讼系属效力与既判力均未产生。

而在诉讼法本质论的内部，一分肢说与二分肢说均割裂了实体法与诉讼法的关系。在学理上，恶意诉讼属于欠缺权利保护必要性的情形之一，恶意诉讼将导致诉权不能成立，故其仅可与广义的滥诉兼容。

综上，当后诉请求被前诉判决理由所包含时，即便其曾作为双方当事人充分辩论下的主要争点，也只能禁止后诉法院作出矛盾判断，而无法禁止后诉的提起。鉴于此，诉讼法学一贯奉行禁止重复起诉之理念。

[20]鉴于该理论难以为具体问题的解决提供明确且统一的方案，故非司法实务之首选。以撤销诉讼为例，多数观点认为，由于原告自始至终都未对行政行为的存在及其内容产生争执，故行政行为只是程序标的。

对三同型重复起诉而言，如何认定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相同，仍有待进一步解释。其对违法事由的归类，因灵活性不足而难以应对鲜活的司法实践。[3] 参见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11期。2.前诉类似原（被）告地位的第三人作为后诉原（被）告 前诉类似原（被）告地位的第三人作为后诉原（被）告特指两种情形：前诉类似原告地位的第三人作为后诉原告，前诉类似被告地位的第三人作为后诉被告。

又如，在满足当事人同一性的前提下，重复起诉有狭义与广义之别：前者以诉讼标的相同为前提，后者则包括诉讼标的相同、诉讼标的不同但主要争点具有共通性两种情形。宣懿成等诉衢州市国土资源局收回土地使用权行政争议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第4期。

程序标的旨在回答行政诉讼应以何种事项或行为作为诉讼争议之对象，其包括但不限于行政行为、公法上的给付请求权、行政法律关系。若只是诉讼标的之基础事实被生效判决所羁束，则涉及预决效力的问题。

最后，为当事人利益占有诉讼标的物的人往往可被归入法定诉讼担当之范畴。行政诉讼标的作为被原告主张且争执的对象，若单纯将其界定为行政行为之违法性，则无异于采纳了客观诉讼的制度架构。

综上，个别违法性说更值得推崇。[42]尽管有学者主张将撤销请求权定性为实体权利，以使行政撤销诉讼与民事诉讼在构造上相似，[43]进而有助于二者在概念体系间形成广泛的对应关系，但是，行政实体法首先是规定行政机关权限的规范，将其理解为规定原告‘撤销请求权的实体法，需要复杂的解释操作。个别违法性说则为权利救济大开方便之门，即原告在败诉后仍可转换违法事由而再诉同一行政行为。在我国的理论界与实务界，陆红霞案一贯被标榜为缺乏诉的利益与滥用诉权的典型，但这种认识本身就是矛盾的。

[18]如前文所述，考虑到后一种情形之禁止再诉将混淆既判力的消极作用与积极作用，故对案件同一性的认定应以诉讼标的相同为标准。再次，行政行为说混淆了行政诉讼之程序标的与诉讼标的。

这种差异化的设置是由于行政诉讼更追求法秩序的安定，但法院仍不能由此排除非同一事实和理由之再诉。[44]此外，在面对确认无效诉讼等不直接涉及实体权利的诉讼类型时，新、旧实体法说也无法对诉讼标的作出合理解释。

在范行朝案中，前、后两诉的当事人不同，前诉对后诉的羁束作用表现为预决效力，而非既判力，故该案不属于重复起诉，仍应被法院受理。[49] 参见《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1款第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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