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实践中限制选民联合提名代表候选人的做法，应规定用公告的形式告知广大选民提名推荐候选人的时间、条件，受理部门以及对限制选民提名代表候选人的处理等事项，以保证公民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实现。

参见刘洋：《大国夹缝中的库尔德人》，载《党政论坛(干部文摘)》2011年第1期。之所以会产生这个问题，是因为施密特在设计制宪权的实现程序时，默认了一个前提：具体组织、参与制宪过程的人，他们正当地代表了人民的政治意志，即掌权者享有并行使权力都是正当的。

除了美伊战争，还广泛存在西方国家利用话语体系干预他国国家构建进程的现象，从一开始就使得遭受干预的东方国家、伊斯兰国家发生话语背反，这些国家国内政治秩序动荡不安的背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话语压抑所造成的。(23)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20-222页。参见[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2页。不过，正当交往规则只意味着独立表达话语具有客观可能性，可个体交往能力的增强不可能只靠客观基础就能实现。在个体以人民中的一员这个身份参与到交往程序中的时候，他们的能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一项就是对文化的把握能力。

不过，编织的历史并不能消灭编织的材料，它同样支配着权威者，通常它的独立表现形态就是语言。参见前注(19)，[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书，第149页。追求民主与宪法约束的平衡，才是美国立宪的中心特征。

使民主的政策适合时间和地点，并根据环境和人事修正政策。本文的结论是，只要正确地理解现代立宪主义和民主制度的基本属性，就能清晰地把多数决与多数人暴政区别开来，这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民主法治改革而言是建设性的。其次，宪法权利是脆弱的。两人都是根据多数决政治体制来讨论多数人暴政问题的，他们都旨在使多数决民主更加健康而不是取消它。

正像乔·埃尔斯特（Jon Elster）所指说的，宪政指的是对多数派决策的一些限制，更具体地说，指的是那些在某种意义上自我施加的限制。多数决试图使民主机制成为一种信息反馈机制，它不仅表达差异的观点，也表达不同的情感，它们都是集体行动的信息基础。

因此，违宪审查在根本上是多数决规则的自然后果，它是为了使多数决机制更加健康而存在的，如果制度性的多数决机制本身功能失调，自然也就不能期待违宪审查有所作为了。多数决引发的暴政风险，是由于多数派在决策过程中一手遮天造成的。当公民平等地参与政治过程时，它就能调动人们用表达自由来提供决策所需要的个人偏好信息。选举制度的存在——民主必不可少的部分——增加了不确定性，从而需要司法审查。

这种暗合也指示了一种危险的学术倾向：只有从根本上拒绝多数决或否认其经验存在，才能遏制多数人暴政。[19]Alexander Bickel, 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 The Supreme Court at the Bar of Politics,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2,p.16.[20]例如可参见Cass Sunstein, Designing Democracy: What Constitutions D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Jed Rubenfeld, Freedom and Time: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Self-Governmen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Bruce Ackerman, We the People: Transform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21]John Hart Ely, Democracy and Distrust: A Theory of Judicial Review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22]参见Robert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23]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第266页。多数决需要的是加以规范而不是否定。显然，作为美国宪法之父的麦迪逊不是出于拒绝多数决民主才提出多数人暴政概念的。

这一属性可以解释两个重要的宪法现象：以司法独立为前提的违宪审查制度什么能够起作用，以及为什么宪法权利的范围不可以太宽。二、宪法权利的三个特征现代成文宪法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教义，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那里概括得最为简洁而深刻：宪法是由人民制定、政府不能更改的，而普通法律是由政府制定、政府能够更改的。

全体一致无疑最具正当性——它尊重所有人的意见，但会招致道德风险和决策困难：最后的一个反对者有机会敲诈所有其他人，决策不是无法做出，就是效率低下。使变革程序非常复杂，以致几乎没有什么动议能够扫清这些障碍。

与此同时，与多数决程序相关联的其他宪法安排——选举制度和表达自由——也变得声誉不佳甚至令人厌恶。关键的问题是不能把所有的多数决都等同于不正义。这个禁区通常用宪法权利来表示，亦即凡属于宪法权利的事项，多数决程序必须止步。它们的重要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说明，一是康德主义的，它强调宪法权利对于个人人格和尊严完整性的价值。姜峰*摘要：多数决是形成集体行动的一个必要手段，不能因为少数派诉求落空就斥之为多数人暴政。与麦迪逊从制度内部来讨论多数人暴政问题不同，托克维尔从政治社会学角度做出了解释：在身份平等的美国社会，多数拥有无限的权威。

在不同阶级的公民中必然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它的《权利法案》的表述方式通常是否定性的，其标准的宣示正如第一修正案所说的：国会不得制定下列事项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自由。

他暗示，以司法独立为核心的宪法安排提供了一个机会，即对民主的约束不但借助于麦迪逊式的制度性分权安排，而且通过民主监控和分权制衡的有效运转，把自我约束的精神弥散在所有公民心中，这样的话，民情将变得中庸平和，自由得以保存，多数将尊重少数，暴政将会减轻，理性将会成长。两院制、行政否决权、司法独立与司法审查权、权利法案，目的都是通过约束民主来赋予民主决策过程以理性特征。

麦迪逊说：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同一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选举的，均可公正地断定是虐政。在这里，我们把宪法权利理解为那些传统的政治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为核心的表达自由以及信仰自由。

但是，当在每一个具体场合压制个人的表达自由时，无异于一般性地取消所有人的表达自由。[②]王俊拴：《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多数暴政问题分析》，《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4期。正是它们区分了保守派与自由派的边界，但政治过程的有效性不会受到挑战。本文第一部分讨论了为什么需要多数决这一问题。

[26]另外，在很大程度上，对多数人暴政的警惕可能是多数决话语遭到挤压的结果——当前众所周知的政治环境更乐意纵容对多数决所代表的民主制度吹毛求疵，而不是鼓励人们宣扬它那些已为成熟法治国家广为认可的普世价值——拓展公共空间、促进公共理性、肯定平等参与、形成有效公共决策以及培育稳健平和的公民精神，等等。约翰·伊利（John Hart Ely）在《民主与不信任》中论述了同样的主题。

司法独立和司法审查通过提升宪法地位而削弱了议会多数派的决策能力。设计精密的宪法体制——两院分权、行政否决权、司法审查以及权利法案——都不是为了取消以议会多数决为核心的民主机制，而是为了给予其建设性约束。

当前对多数人暴政的恐惧部分来自网络言论的影响。相比于全体一致、少数决或者抛硬币，它是一种最不坏的方式。

[①]另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民主的多数决根本就是假象。[①] 2004年12月27日潘维教授在中山大学当代中国政治改革议题学术对话会的发言。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政体理论，一直是以统治者的人数来确定的—— 一个人的统治是君主制，少数人的统治是贵族制，多数人的统治是民主制。宪法约束非但不是为了取消多数决民主而存在的，反而是为了使它更加健康。

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诉冤请愿的权利（着重号为引者加）。[25]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8页。

合理设置的选举制度是达致此一目的的典型方式。正如在当下保险市场中为风险提供保护一样，这种安排使得契约得以达成，否则，风险就太大了。

作为一种折中，多数决能兼顾集体行动的效率和公平价值，因此是最为可能的一般性方式。在当前我国特殊的舆论环境下，突显这一道理有助于捍卫民主过程的价值、明晰宪法权利的根本属性，并在深层面上理解司法独立、违宪审查、权利法案等立宪设计的功能和发挥作用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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