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勒加雷是将欧陆罗马法传统、英国普通法传统与美国本土法律结合得比较成功的学者。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到1960年，共有35位苏联法学专家，先后受聘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案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政法委员会、司法部、外交部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分别充任法制工 作顾问或讲授相关的法学课程。就实质而言，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不过是思想家和理论家们向人们作出的永远无法兑现的理想承诺。

从理论渊源及内涵看，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主要是由西方自然法学派率先主张，并经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以及形式主义法学）改造和发展而形成的一整套法治理论（20世纪以来，新自然法学派和新分析法学派又对这一理论作了进一步的修正与调适）。（5）建立以传播苏联法学为宗旨的教育基地。作为这次输出者骨干的美国学者杜鲁贝克和加兰特，在反思中就把这轮法律输出的理论预设统称为自由主义的法条观 （liberallegalism）。［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6页以下。这个概念还要求采取措施来保证遵守以下原则：法律至高无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法律负责、公正适用法律、三权分立、参与性决策、法律上的可靠性、避免任意性以及程序和法律透明。

〔71〕高鸿钧教授把法治的前景与命运诉诸组建自愿共同体，走向共同体法治。更确切地说，这也是一种不同的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方法得以形成的原因。传统法治理论和知识依据其自身的体系和逻辑对理论或知识进行了学科或门类的界分。

〔16〕前引〔9〕，奥尔特曼书，序言。在此过程中以及继之以后出现的各种法学流派，都不同程度地包含着对自由主义法治思想的背弃和批判。〔59〕［美］威廉?帕特利特：《重新定位俄罗斯法一个被过度政治化的领域：机制、后果及因应之道》，魏磊杰译，载前引〔47〕，阿雅尼等编书，第199页。为此，一是在理论与知识体系的建构方面要尊重实践逻辑的存在，避免过度强调理论与知识体系的自洽性而切割社会实践，导致理论认识和知识见解的碎片化。

［美］格伦顿、戈登、奥萨魁： 《比较法律传统》，米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三）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的传播中搭载着西方势力的政治企图 从我国法治乃至政治现实出发看待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不仅要看到这种理论自身在逻辑和历史上的乖谬，还应看到这种理论所搭载的西方势力的政治企图。

〔29〕 第五，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对法律实施、特别是司法过程的描述与想象也完全悖离了客观真实。〔19〕参见［美］欧文?费斯：《如法所能》，师帅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第71页。〔32〕参见［美］理查德?波斯纳：《法官如何思考》，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尽管权力制约同样是依法治国的必有涵义，并且如何保证执政党权力运行的规范化也是改善执政方式的重大主题，但就总体而言，权利—权力的抗衡与制约不应是我国法治的基本格局或主要机理。

五十多年司法改革方案的经验清楚的显示，司法机构比其他种类的公共机构更甚不能被‘设计和‘制造，也就是说，不能通过植入事先设计好的法律、机构和人员来‘生产它们。在此过程中，应注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法学传统理论及知识谱系的对接，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转化或体现为具体的法律思想、法学理论、法律原理、法律文化、法律知识以及法律思维，藉以确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我国法治的元理论和元知识的权威地位。虽然尚不能说西方法律思想和法学理论对我国法治意识形态具有潜在的主宰地位，但西方法治意识形态在我国法治领域中的影响无疑是较为深刻的。这些分歧常常潜隐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之中，但就实质而言，分歧的主线在于：是趋从西方某些法治理论所倡导的法治模式，还是坚持走中国特色自创性、自主性法治道路。

苏联式法律体系的终结以及法律全球化被视为上世纪末世界法治发展的两个重大事件。既涉及法理学等法学基础理论学科的内容及体系的改造与更新，也涉及部门法学相关原理和知识的调整与变化，甚至还涉及对法学理论和知识体系的整体性重塑和再造。

对于在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构建中中国法学理论界应有怎样的作为与贡献的问题，本文认，法学人似应从这样几个基点出发予以考量：第一，当代中国法学人能够亲历并参与一个世界大国法治的创立与形成，能够在此过程中展示自己的才华与智慧，这是历史给予当代中国法学人的宠幸，法学人不应错失这样的机遇或冷漠于这样的时代。因此，法治话语体系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让理论和知识资源投向或回归到社会发展的重大主题之上，在诸如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完善、新型社会管理体系的构建、基础性社会矛盾的缓解与处理、中国特色司法体制及司法运行机制的构建与完善、贪渎惩防体系的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基层政权建设与巩固、大规模经济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的防范、少数民族的法治地位以及民族问题的法治化处理与解决等方面，开放出相应的研究领域，形成相应的理论和知识体系，在保持法理学—部门法学的传统理论和知识建构与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以中国社会发展重大主题为轴心的法治理论与知识谱系。

〔51〕（2）法律紧密地关联着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条件，因而也限制了大规模法律移植的可能。卡多佐对司法过程的性质的分析，〔30〕弗兰克对初审法院真实状态的揭示，〔31〕波斯纳对法官如何思考的论述，〔32〕以及克洛斯对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裁判之道的叙说，〔33〕都表明司法过程决不象自动售货那样简单。因此，要避免类似的偏执，就应当注重法治话语的实在性和具体化，在真实的环境中，以实际存在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实为对象，为具体的法治实践提供理论指引和依据。〔21〕从基本逻辑看，当政治问题司法解决成为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一种设置时，司法独立于政治的基础就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同时还应明确，中国对人类法治文明的尊重以及对人类法治文明贡献的基本方式，决不在于以认同西方势力所推崇的法治模式为基础参与对法治主题的泛化讨论，而在于创造出独特的法治样态并有效实现社会治理的实践所能够提供的启示。〔10〕同上引，塔玛纳哈书，第56页。

《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 开放性全球化观与中国法律哲学建构论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50〕参见［荷］扬?M．斯米茨：《法律模式的进口与出口：荷兰的经验》，魏磊杰译，载前引〔47〕，阿雅尼等编书。

为此，应当在充分揭示和深刻认知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乖谬的基础上，加强我国法治意识形态的自主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基础构建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一般说来，法治最适于存在和运用于同质化程度很高的社会，法律的一般性、普遍性、规范性等属性最容易在同质化很高的社会中得到展现。

〔24〕参见前引〔9〕，塔玛纳哈书，第157页。第二，苏联法治意识形态事实上存在着严重缺陷，特别是国家与法权理论，产生于残酷的阶级斗争和党内政治斗争背景，因而相关的理论和知识体系中缺少对社会成员权利的基本尊重，更缺少对国家权力的应有限制和必要约束。

再次，从重振社会主义法系的历史责任看。［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5页以下。无论是已处于全球化潮流的裹挟之中，并且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吕明：《从司法能动到司法克制 略论近年来中国司法改革的方向之变》，《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9期。

而启蒙运动所高扬的理性，核心是主导近代西方的科学和科学主义，这种理性体现在法律领域，则是对系统化的法律、条理化的文本、刚性稳定的规则以及严谨刻板的程序的偏重和追求，这就为分析实证主义有关法的实证化的努力造就了前提。〔25〕 第四，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纠纷都通过司法手段解决，原因是：（1）很多社会纠纷并不适于司法手段解决。

〔61〕转引自前引〔59〕，帕特利特文。〔37〕伯尔曼认为，所有的法律与宗教都共享四种要素，即仪式、传统、权威以及坚信它所包含的概念与洞见的普遍性。

如前所述，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并不是西方世界所真实奉行的意识形态，甚至在19世纪末以来的法治理论领域也不具有实际上的主导地位，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以及由其控制或操纵的各种国际组织，却借助当今世界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机会，在全世界高扬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的大旗，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因此，现实地看，当下域外法治意识形态在我国法治领域的深刻影响，并不体现于域外法学理论、法律文化及法学知识在我国广泛传播和利用的表象，更重要的还在于西方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所塑造的标准法治模式在我国的实际影响力以及依附其上的西方法治意识形态在我国潜在的话语权威。

从理论渊源及内涵看，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主要是由西方自然法学派率先主张，并经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以及形式主义法学）改造和发展而形成的一整套法治理论（20世纪以来，新自然法学派和新分析法学派又对这一理论作了进一步的修正与调适）。法院如同教会，既把持着对教义的权威理解，而且有效地守护着法律运行，冷峻地裁断着人们行为与法律之间的悖合。即使就个案处理而言，司法意义上的案件同时也是党政组织所面临的社会矛盾。有西方学者描述了这一状况：法律改革行业致力于将后共产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入民主、市场化体制的世界，但至今仍没有一个坚实的、科学的根据用以支撑其使用的种种方法和意识形态。

参见［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章。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能仅仅作为一种政治倡导，而必须进一步进入到法治话语层面，转化为指导法治具体实践的理论与知识，另一方面也在于，长期运用域外的法治话语，持续地维持域外法治话语的权威，由声音的缺席到权力的缺席，进而有可能最终丧失在法治领域的话语权。

另一方面，20世纪的许多比较法学学说都解释法律是地方环境的产物这一传统概念，并且反对主要通过移植和借鉴来实现法律变革的观点。（4）以国家立法、司法以及行政权力分立为基础而形成的独立的司法，能够有效地保证法律的施行。

它对法治的信奉起源于17世纪现代自由主义的诞生。庞德主张把法律及其施行过程视为一项社会工程，把法治的意义认知为通过法律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具体揭示了法律或法治的内在缺失和局限，引导人们理性、真实地看待法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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