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教义学通常采取的一个回应策略是诉诸理性的存在。

省级人民检察院和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依法设立的作为派出机构的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由派出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免。[20]对此，彭真在将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草案报送党中央时作了说明：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坚持检察机关的唯一职权就是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

此外，我国检察院内部还设有检察委员会。（6）对判决、裁定等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工作实行法律监督。[29]参见前引[6]，列别金斯基等编书，第342页。一个例证是，日本原有仿照唐朝御史制度的検事官职，但在引入法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之后，逐渐用検察取代了検事一词，以示検察不同于日本传统上的検事。2021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推动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检察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着力提高法律监督能力水平。

不同主体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面对上级检察机关违法的指令，下级检察机关不能无条件服从。(24)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法学界对国外的学术动态基本上是不了解的，对那时已经形成研究规模的法经济学、法人类学等的认识基本上也还停留在概念上。

尽管学界也曾提出过拒绝经济学帝国主义，甚至社会学帝国主义的口号，但这本身就反映出法学与强势学科相比更为被动。(54)苏力：《好的研究与实证研究》，《法学》2013年第4期。或许正因为如此，当时法社会学最主要的知识来源反而是国内的社会科学，并且首先是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特别是费孝通的研究，他在重建社会学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5)扩大了社会学的学术影响力，并且影响了法社会学的不少学者。简言之，经过至少两三代人的努力，不论研究规模还是专业建制，国内法社科研究都有了很大发展。

参见谢宇：《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8页。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法社会学研究历史要更长。

云南大学还专门组织力量研究穆尔、纳德、梅丽、西尔贝等法人类学学者。不过，后来随着诠释法学进一步聚焦于法教义学，2014年苏力在讨论法学研究格局时，认为三大流派包括政法法学、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15)Sida Liu,"The Fall and Rise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 in China",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Vol.11,2015,pp.373-394.(16)强世功：《中国法律社会学的困境与出路》，《文化纵横》2013年第5期。由于他们要面对或进入西方学界，因此主要用英语写作，但他们的贡献也正在于在西方的学术体系中呈现了法社科的中国研究。

由此可以看到，现代西方法社会学研究(特别是美国法与社会研究)真正的代表性人物，例如塞尔兹尼克、弗里德曼、麦考利等学者，对梁治平、苏力和强世功几乎没有什么学术影响。苏力的法社科研究虽然深受美国法经济学家波斯纳的影响，但他更为注重本土甚至传统研究，写作也有很强的人文意味，这实际上与他自己的文学偏好以及法律史训练的背景高度相关。对法律与心理学的研究深入到法律与认知科学领域，对法律与经济学的研究则深入到行为法律经济学领域。个案研究的比较优势还在于关注个案的复杂性和丰富性，(59)通过对特定个案的深入洞察，可以从中抽象出一般性的概念或者命题，进而也具有推广性意义。

在司法裁判过程中，社会科学分析与教义分析会出现知识互补和知识竞争。(59)苏力：《法学人遇上麻雀——关于个案研究的一点反思》，《法律和社会科学》第14卷第2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172-193页。

(41)朱景文主编：《法社会学专题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序。(71)而部门法学在解释论意义上引入社会科学，应该最接近于数年前法学界一场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对话讨论(72)的核心。

(33)2000年开始，苏力组织翻译波斯纳文丛共计12本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又翻译波斯纳的数本书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从而大大推动了法经济学的知识传播。(21)在沈宗灵的影响下，北京大学形成了法社会学的研究团队，并直接影响了今天的知名法社会学学者季卫东。因此，本文一方面是对两位学者已有研究述评加以评述，同时又评述国内法社科研究的最新发展。(38)一直以来，人大的法社会学研究比较注重与国外学者的对话，(39)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聘请黄宗智，培养了一批从事社会历史法学研究的学者。建构知识体系的首要功能是系统地传授知识，这就需要对接既有的法解释学(法教义学)知识体系，实现知识迭代。①因此，本文的写作不是学科史考察，只能称为学术史考察。

实际上，国内法律定量研究的兴起与上述提及的实证法学学者的推动是分不开的。(15)由此，他帮助完成了从法社会学到社科法学的正名。

《法律和社会科学》集刊于2006年创办，后来成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简称CSSCI)来源集刊。苏力曾自述毛泽东、费孝通、尼采、福柯和波斯纳对其研究有很大影响，(46)这也体现在他的基层司法制度的经验研究之中。

(26)实际上，这一时期另一位代表人物苏力的成名作《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就是作为法律文化研究中心文丛之一出版的。他们的法律定量研究往往围绕部门法的具体问题展开，通过数据统计来发现实施中存在的真实问题，这很容易导向提出立法论意义上的政策制定建议。

此外，还需要强化已有的学术传统。(30)这些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存在吗？至少就法社会学来说还不算是突出问题。两种类型实证研究的区别，既是是否运用社会科学范式的区分，也是问题意识之别。④强调社会先于法律的称为Socio-Legal Studies，这在英国比较常用。

(65)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经济学学者，一直致力于推动将经济学方法运用到所有的法律领域。(80)第四，法社科研究需要总结体系化的知识，建构知识体系。

国外特别是美国的法社科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研究规模，建立学术体制。虽然在空间上，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代学人的法社科研究共同体，(81)但在时间上怎么延续？年轻一代能不能接着做，怎么接着做，可能是一个难题。

(44)而且，就国内的法律经验研究现状来说，的确有很多研究陷入碎片化的经验事实描述之中，只有平淡无奇的叙事，既缺少理论支撑，更不可能理论化。苏力：《中国法学研究格局的流变》，《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

晚近二十年来，对法律与科技的社会科学研究开始在中国兴起。例如，在日本，法社会学主要是以民法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倡导与研究者是民法学者。法律人有自己一套能够反复适用的实践经验。(57)此外，法律定性研究因其主要做个案研究，常常被批评不具有代表性，不如定量研究能够解释因果关系。

③使用法的社会科学研究就是为了避免说词，从而聚焦于说事。⑧参见John Monahan,Laurens Walker,Social Science in Law,Cases and Materials,St.Paul:Foundation Press,2021。

一位是现在任教于香港大学法律学院的刘思达，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和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曾任教于威斯康星大学和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季卫东：《法海拾贝》，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82-183页。

李晟：《实践视角下的社科法学：以法教义学为对照》，《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苏力也曾提炼出本土资源格式化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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